1938年10月的一天清晨，雾气在山城重庆的嘉陵江面翻滚。国民政府军事会议就在上午，代表们三三两两步入会场。白色的石阶映着军靴声，显得格外清脆。最先落座的蒋介石扫了一眼名单，眉心悄悄拧紧——他知道，那个曾让他耿耿于怀十一年的名字今天也会出现。
门口传来脚步。贺龙，身着简朴军装，大踏步走进，会场里的人不约而同地侧目。蒋介石起身迎上，脸上尽量堆起笑意，却压不住心底的疑团。几句寒暄后，他终于压低声音：“当年给你兵工厂、给你钱，你为何偏要跑去南昌呢？”旁边几位将领识趣地四下散开，留出空隙，连空气都像收紧了。
时间得倒回到1927年春末。国共合作濒于崩溃，广州街头暗流汹涌。3月18日，中山舰调动风波爆发，电话一串紧似一串，蒋介石在官邸里敲下命令，先行摘掉了李之龙的军帽。紧跟着的，是武装清缴、交通封锁、搜捕苏联顾问。短暂的合作裂痕毕露，一座城市像被突然抽走了空气，红色势力迅速失去了靠山。
到了4月，上海又响起了枪声。曾经胸怀共同愿景的人，转眼站成对峙的两排。此后，不少共产党军官只能灰头土脸地“另谋出路”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南昌被选定为武装反击的地点。周恩来到达江西时，面前的选择并不多：张发奎摇摆不定，李济深早已避走香港，只剩下一支“谁也指挥不动”的二十军最有分量。
这支部队的成色不一般。头顶是国民革命军番号，骨子却是山里穷苦人的命。贺龙拉起它时，不过两把菜刀、一块红布，靠着同乡乡亲的信任凝成了铁板一块。军中恪守乡约，遇事辩理，哪怕团丁也能与军长顶真。这样的底色，让那些穿西装的军阀既羡又惧。
1926年冬，贺龙首次到广州述职，顺便递上入党申请。组织犹豫良久，没有批复。第二年，他又写第二封申请，依旧无果。原因很简单：他出身草莽，行事跳脱，中央担心他难以服从纪律。可这位湘西汉子并未计较，依旧常替地下党员说话，也暗地里给被追捕的革命者留后门。
就在“四一二”清党枪声大作前，蒋介石的信使找到了贺龙。那是厚厚一沓现大洋，再加一份任命书：汉口—汉阳两厂合署督办，可随意征调枪械。信使说得客气：“委员长器重将军，只望同心。”贺龙没接话，只让副官把帐篷里一把被砍缺口的大砍刀研亮。那天夜里，他找来几位骨干：“带兵跟他们混，迟早砸在手里；跟共产党干，日子不好过，但方向对。”一句话定了基调。
7月下旬，周恩来秘密抵达南昌，三伏天里穿了一身灰布长衫。深夜密谈时，他开门见山：“我们准备八一动手，盼二十军做主力。”贺龙听完，半晌没说话。烟锅敲在桌沿，“叮”的一声脆响，他只吐出一句：“算我一份。”两人握手那刻，屋里灯焰跳动，仿佛无声鼓点。
起义之夜，大雨滂沱。二十军战士披蓑衣、扛捆绑好的木柄手榴弹，一路冲向江西大旅社。枪响之前，贺龙猛吼：“弟兄们，打出去，天亮就敢做新军！”炮口喷火，城楼昏暗，顷刻间国民党守军阵脚大乱。正如朱德后来回忆：“要不是二十军顶在前头，我们恐怕很难一鼓而下。”
南昌之后，队伍被迫向东突围。厦门、汕头，枪声中浮沉；闽西、赣南，山林里扎根。贺龙率残部回到湘西老巢，再起炉灶，收拢散兵，借白族山寨、土家寨的粮草，凑出一条生路。1930年冬天，红二军团在雪线行军，队伍只剩三百来号人。野菜根皮里，有人嚼出砂子也没吭声。就是这股韧劲，把火种带进川陕，最终发展成赫赫有名的红二方面军。
等到全面抗战爆发，二方面军整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。贺龙北上山西，陈赓、杨得志、肖克、关向应如影随形。平型关外的霜夜，他们打掉日军辎重，四天四夜没合眼。白求恩路过军部，看到贺龙脚上补丁横七竖八，扯开他大头鞋，忍不住摇头说：“像你这样打仗，哪天脚掉了也不知道。”
抗战两年后，蒋介石在重庆开始频繁召见八路军将领，一为作战商讨，二想试探人心。这才有了会议上的那番对质。话音落下，贺龙并未立刻答，拿起茶杯轻呷一口，声音沙哑却压得住全场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”八个字出口，没有半分火气，却像冬夜的铁锤，敲在在场所有人的心头。
蒋介石脸色一沉。会场短暂静默，几位将军假装看文件，只剩窗外汽笛尖声在江面回荡。很快主持人敲了敲桌子，会议恢复。可有经验的人都听得出，自此之后，两条道路越行越远，再无交点。
那天午后，雨过天晴。贺龙离开会场，一脚踩进路边泥水，溅了自己一裤脚。他回头望了眼城外的群山，嘴里嘟囔了一句：“山还在那里。”同行的战士没听清，问了两遍。“啥也没有，”他摆摆手，“走吧，前线还等着。”说完，提起军帽，大步下了台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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